打卡时间：宋乾道九年（公元1173年）、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

打卡地点：浯溪、愚溪、湘口馆

范文穆像。

一

一条官船从线装《宋史》下册南宋的页码中穿出，划过湘江水面。

风轻，水平。江岸芳草萋萋，杨柳依依，好一派春色！

官船渐渐驶向岸边，停靠在永州之野、祁阳湘江之滨浯溪高耸的石崖下。

一位四十七岁的官员，在几名随从的陪同下，登陆上岸，怀着朝觐的心情，一步一步往上攀登。

崖上正在打瞌睡的大树被轻微的脚步声惊醒，他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时间：乾道九年（公元1173年）三月九日。在听见他们的交谈之后，同时也记住了这个官员的名字：范成大。

各位看官，范成大是平江府吴县人，为何来到永州府祁阳的浯溪？

这还得从浯溪和范氏的经历说起。

浯溪因唐代大诗人、道州刺史元结发现并命名，并以元结撰文、颜真卿书写的《大唐中兴颂》而驰誉华夏。

其实，《大唐中兴颂》一文是元结于唐上元二年（公元761年）所撰。大历六年（公元771年），元结丁母忧而家于祁阳浯溪，乃请时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手书此颂，刻于浯溪岸边的石崖。据《金石萃编》记载：《大唐中兴颂》“碑高丈二尺五寸，宽丈二尺七寸”。它以如此巨大的骨架面世，真可谓“鹤立鸡群”，自然格外引人注目。

须知，元结和颜真卿都是当时的名人，这方《大唐中兴颂》摩崖石刻的诞生，如同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两家名企的强强联合，或两位顶尖级影视明星的携手合作，其魅力可想而知。

元结之后，来此膜拜的人，数不胜数，且有的人相继在此留下题刻，使得浯溪的摩崖石刻越来越多，且影响越来越大。

到北宋末的元符和崇宁年间，在短短的六七年之间，居然连续出现了五首题咏《大唐中兴颂》的诗刻：元符元年（公元1098年），张耒作《读中兴颂诗》；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，李清照作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》2首；崇宁三年（公元1104年），黄庭坚作《书摩崖碑后》；崇宁四年（公元1105年）前后，潘大临作《浯溪中兴颂》。

有了这样的集聚效应，《大唐中兴颂》摩崖石刻自然也吸引到范成大的眼球。

据《宋史·范成大传》记载：

隆兴再讲和，失定受书之礼，上尝悔之。迁成大起居郎，假资政殿大学士，充金祈请国信使。国书专求陵寝。上面谕受书事，成大乞并载书中，不从。至燕山，密草奏，具言受书式，怀之入。初进国书，词气慷慨，金君臣方倾听，成大忽奏曰：“两朝既为叔侄，而受书礼未称，臣有疏。”搢笏出之。金主大骇，曰：“此岂献书处耶？”左右以笏标起之，成大屹不动，必欲书达。既而归馆所，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。成大之未起也，金庭纷然，太子欲杀成大，越王止之，竟得全节而归。知静江府。

我们可以从中得知，之前的范成大在宋金隆兴再次和议时，因为态度坚决而引起金朝廷上议论纷纷，金朝太子想杀死范成大，经越王阻止才作罢。范成大终得保全气节而归，被授官集英殿修撰。乾道七年（公元1171年），范成大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。

乾道八年（公元1172年）腊月七日，范成大从家乡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出发，南经湖州、余杭，至富阳而入富春江，随后经桐庐、兰溪入衢江，又经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、贵溪、余干而到南昌，再入赣江。

乾道九年（公元1173年）元月十二日，范成大至临江军（今江西樟树），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。之后，范成大即入赣江支流袁水，过袁州（宜春）、萍乡进入湖南境内。泛湘江南下，至衡山，继而行经永州浯溪。

二

这就是那方令人景仰不已的《大唐中兴颂》摩崖石刻了！

站在石崖前，范成大心里感慨不已：石刻不仅碑面最大，字形也最大，因外显得格外的正大浑阔。此外，从书法的本质来讲，用笔健挺朴质，不屑修饰，依崖石取势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确实不错。

可是，从文字内容来看，范成大就有不同看法了。特别是在读了旁边黄庭坚的《书摩崖碑后》石刻之后，范成大感觉自己的观点与黄庭坚的观点大相径庭，有必要像先步来此的那些人一样，进行一番阐述。因此，他在浯溪待了几天，作《书浯溪中兴碑后并序》，请人上石，表达自己的“另类”看法：

乾道癸巳春三月，余自西掖出守桂林。九日渡湘江，游浯溪，摩挲中兴石刻洎唐元和至今游客所题。窃谓四诗各有定体，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，商周鲁之遗篇可以概见。今元子乃以鲁史笔法，婉辞含讥，盖之而章，后来词人复发明呈露之。则夫摩崖之碑，乃一罪案，何颂之有？窃以为未安，题五十六字，刻之石傍，与来者共商略之。此诗之出，必有相诟病者，谓不合题破次山碑，此亦习俗固陋，不能越拘攣之见耳。余义正词直，不暇恤也。

诗云：“三颂遗音和者希，丰容宁有刺讥辞？绝怜元子春秋法，都寓唐家清庙诗。歌咏当谐琴搏拊，策书自管璧瑕疵。纷纷健笔刚题破，从此摩崖不是碑。”

在范成大看来，颂为歌颂、颂德，“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”，诸如《诗经》“三颂”，则均以颂德为主。

而元结写的这篇《大唐中兴颂》，被黄庭坚读出了“言外之意”——悲叹唐代两朝天子忠言不入、再危宗社，进而暗寓宋代时局岌岌可危。与其说是黄庭坚题诗作咏，不如说是黄氏透露自己的阴郁心境，“断崖”“冻雨”与自家心情对照，党籍谪官，奸臣当道，忠臣化鹃啼血，对国家忧危、朝政黑暗的由衷感慨，饱经忧患后，指向了“中兴颂”的“微意”。

范成大却认为，黄庭坚借中兴颂“以颂寓规”，另有所指，无疑有违君臣之道。在他看来，元结的本意是想为唐朝作颂，却不妥当地运用了《春秋》笔法来暗寓讥刺。“歌咏当谐琴搏拊，策书自管璧瑕疵”二句，意即颂体本应像抚琴一样的和婉肃穆，元结即使要对朝政瑕疵有所批评，也只应出现在其奏策，而不应写进《中兴颂》。

敢把这种唱反调的序和诗摩崖刻石，范成大也是够胆大的了。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，期望以石刻的形式告知后人，或者说让后人来评判。

唯恐后人不理解自己的心迹，除了在浯溪刻石外，范成大到桂林任职后，把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《骖鸾录》。其中部分内容恰好与《书浯溪中兴碑》互相“印证”，直指“中兴颂”的文化主题：

夫元子之文，固不为无微意矣。而后来各人贪作议论，复从旁发明呈露之，鲁直诗至谓“抚军监国太子事，何乃趣取大物为”，又云“臣结舂陵二三策，臣甫杜鹃再拜诗。安知臣忠痛至骨，后世但赏琼琚词”。鲁直既倡此论，继作者靡然从之，不复问“歌颂中兴”，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。至张安国极矣，曰“楼前下马作奇祟，中兴之功不当罪”，岂有臣子方颂中兴，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，于体安乎？夫颂者，美盛德之形，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别无他意，非若风雅之有变也。商、周、鲁三诗，可以概见。今元子乃以笔削之法，寓之声诗，婉词含讥，盖之而章。使真有意邪？固已非是。诸公噪其傍又如此，则中兴之碑乃一罪案，何颂之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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